1973年8月，在北京，毛泽东、周恩来和李德生之间的讨论不仅仅涉及职务的调整，更是关乎如何构建党的领导层合理结构的问题。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8月24日至28日召开，那时毛泽东79岁，周恩来74岁，而李德生作为一名57岁的军队干部，正处于适宜的中年阶段。彼时，领导层中有许多承载革命贡献的老同志，同时也需求能够承担实际工作的中坚力量。毛泽东主张副主席人选要注重老、中、青的结合，且应考虑来自军队的干部，这番话分量十足，因为副主席不仅是党内的重要职务，更涉及军队与地方、中央之间的联系。

李德生之所以被提及，并不是因为他简单的履历，而是因其兼具军队指挥官与地方领导的双重经历。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他曾担任陆军第12军的军长。长期的军事生涯使他对部队的训练、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基层组织建设有着深刻理解，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政治成长奠定了基础。在第12军期间，他注重从训练方式与官兵素质两个方面来促进部队建设，不仅重视武器装备，也关注战术训练在连队的落实，持续总结基层的训练经验。“郭兴福教学法”就是在这样的军事背景下逐渐受到重视并推广。其实这一方法源自于基层教练员的实践，而李德生的作用在于发现并推动这一方法的发展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他未将部队管理局限于操场之中。驻地的部队还结合实际发展了农副业，以改善官兵的生活条件，并支持地方的生产。这些工作虽然看似琐碎，却要求指挥员兼顾军事训练、思想工作、后勤保障和军民关系的方方面面，军队干部是否能够处理好这些具体事务，往往比口号更能体现出其管理能力。

李德生后来的经历更能体现其综合能力。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，他担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及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。在那一特殊时期，地方工作面临复杂局面，秩序的恢复、生产的安排和组织的协调均需要较强的执行力，而军队干部的参与恰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。安徽的工作经历使李德生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指挥员，他必须协调地方干部、工人、农民与部队之间的各种诉求，将中央的要求落实为具体的措施。

之后他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，这种横跨军队与地方的经历，使他在中央选拔干部时，展现出和一般将领不同的特点。1969年4月，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，1970年4月出任总政治部主任，1971年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，这些重要职务汇聚在一起，反映了中央对他军政协调能力的高度重视。

到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副主席人选的遴选并不是简单基于资历的排列，而是兼顾政治经验、工作能力及年龄层次。毛泽东提出要增加中年军人，周恩来随即推荐了李德生。李德生对此表示谦虚，认为自己在资历和能力方面尚显不足，态度上比较谨慎。李先念也曾劝说他从党的需要出发接受提名。

这一过程并不需要被过度理想化，李德生之所以被提名，关键在于他在军队、地方及中央岗位的多重考验期间，展现出来的实际能力。周恩来的推荐则是对他表现的肯定，而毛泽东对中年军队干部的重视更是基于领导层结构的考量。1973年8月28日，党的十大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，李德生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。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，周恩来等人也继续参与中央的重要工作。由此，李德生从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干部，顺利晋升为党的最高领导层，成为“老、中、青”梯队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年军旅干部。